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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获奖演讲:当中国文化回归主流之“道” 中西对抗将终结  

2007-03-14 17:43:41|  分类: 中国哲学教学资料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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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获奖演讲:当中国文化回归主流之“道” 中西对抗将终结

作者 糊涂的旁观者 发表在:百灵社区 http://www.blsq.com余英时获奖演讲:当中国文化回归主流之“道” 中西对抗将终结

能够成为2006年“克格奖”的共同得主,敝人深觉荣幸,也十分感激。然而在深思之后我才明白,今天我得奖的主要理由,是要通过我彰显中国文化传统和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知识史;前者系我终身学术追求的一个学科,后者系我选择专精的领域。   我开始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发生深厚兴趣是在1940年代,当时中国史观正处于一个反传统的模式。中国整个过往被负面看待,即便中国独特的发明,也在西方历史发展的对照之下,被诠释为偏离普遍文明进步的正轨。当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以及对自己的认同感到完全迷惑,自然毋庸赘言。幸好我得以在香港完成大学教育,并前往我现已入籍的国家——美国继续攻读研究所。

中国“道”概念反映现实世界

  这些年来随着知识领域逐渐开阔,我才认清要清楚认识中国文化,必须知道它独特的传统。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公元前551年至479年),这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关键年代——西方称之为“转轴时代”。根据学者的观察,好几个高度发展的文化,包括中国、印度、波斯、以色列和希腊,在这段期间都发生了一种精神觉醒或“突破”,其产生形式不是哲学论辩,就是后神话宗教想象,或者如同在中国的情形,是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这种觉醒导致现实世界与超现实世界产生区隔。对超现实世界的新视野提供有思想的个人,不管他们是哲学家、先知或圣贤,必要的超越观点,从而检视并质疑现实世界。这就是一般所知的“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但其精确形式、经验内容和历史进程则每种文化各不相同。这种超越的原创性在于它对其所涉及的文化具有持久的塑造影响力。

  在孔夫子时代,中国的原创超越系以“道”这个最重要的概念出现,“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但这个中国超现实世界的“道”在初萌生时就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这点与转轴时代的其它古文化迥然不同。例如柏拉图认为有个看不到的永恒世界,现实世界只是这个永恒世界的复制,但早期中国哲学绝未提到这种概念。基督教文化把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一分为二,但中国宗教传统也没有这种清楚的划分。早期佛教文化极端否定现实世界,将其视为虚无,中国的诸子百家找不到任何类似的观点。

认识中国文化须靠比较观点

  相对之下,“道”的世界在中国的认知中一直与人的世界不远。但“道”的观念也是由转轴时代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墨子和庄子所共享。他们一致认为,“道”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的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转轴时代创生的概念影响力日渐深远,特别是孔子思想和“道”的观念,几世纪来对中国人的影响无远弗届,从这点看来,要说“道”与历史组成中国文民的内在与外在也不为过。

  在把中国文化传统视为本土起源且独立发展的产物的前提下,过去数十年我尝试沿着两大轴线研究中国历史。第一个轴线是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在其自身的环境之下,但有时也要靠“比较观点”。我所谓的“比较观点”系指印度早期帝国时代的佛学,以及十六世纪之后的西方文化。二十世纪之初以来,中国思想界一直不能摆脱中国对上西方的诸多问题;如果缺乏比较观点,只在中国的环境下诠释中国历史,很可能堕入中国中心主义的古老窠臼。

中国改朝换代与历史延续性

  我对中国知识史、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涵盖古代乃至二十世纪,而我的第二个轴线始终把重点放在改朝换代之际。和其它文明比较起来,中国的特点在于其漫长的历史延续性,延续性与改朝换代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携手并进。因此我为自己设定两个研究目标,其一是辨识中国历史上知识、社会和文化的变迁,其二是尽可能辨识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是否有其独一无二的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深远变迁往往超越了朝代的兴亡;“朝代循环”在中国自古有之,在西方也曾短暂流行,但这个名词具有高度的误导性。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历史学家开始以西方的历史模式重新建构及重新诠释中国历史。从此一般都认为,中国一定也曾经历过和欧洲类似的历史发展阶段。在二十世纪前半,中国历史学者采用早期欧洲的断代方式,把中国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1949年之后,这个断代方式被马克斯-斯大林主义者提倡的五阶段演化史取代,后者在今日的中国仍被奉为正统,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这种粗糙套用的模式,不管它有什么优点,都不可能充分阐述具有地域性传统的中国文化。敝人深信,只有着重于中国文化变迁的独特进程和形式,才有可能看清这个伟大的文化传统是如何被其内在的动力鞭策,从一个阶段进展到另一个阶段。

40年代开始思索中西的对抗

  接下来容我转到另一个问题:作为两个不同的价值系统,中国与西方如何在历史的脉络下对抗?正如前述,我最早接触到这个问题是在1940年代晚期,当时中国对抗西方这个大问题笼罩了整个中国知识界,从此时时萦绕在我心头。因为在美国生活了半个世纪,且不时出入于中、西两个文化之间,这个问题对我已经具有真实的存在意义。经过初期的心理调适,我早已对美国生活方式乐在其中,但同时仍保留我的中国文化认同。然而关于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核心价值兼容,最好途径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中去寻找。

  中国与近代西方初遇是在十六世纪末期,当时耶稣会教士来到东亚传教,其中对文化敏感的利玛窦很快就发现,中国的宗教气氛是非常容忍的,儒、释、道基本上被视为一体的,就是在这种宗教容忍的精神下,利玛窦才得以使当时许多儒家菁英分子皈依基督教。儒家认为人心同一及人人皆可得“道”,这样的信念促使某些中国基督教徒宣扬一种基督教与儒家的合成体,等于让中国的道把基督教也包容进去。

  十九世纪晚期,一些心胸同样开明的儒家热心接受在西方当道的价值和理念,诸如民主、自由、平等、法治、个人自主、以及最重要的人权。当他们之中有人前往欧洲与美国,并停留足够时间去做第一手观察时,一致深感佩服,而最让他们印象深刻的就是西方宪政民主的理想与制度。

儒家思想尊重人类尊严

  到了本世纪初,中国出现两个对立的儒学派,一是现代儒学(或称新儒学、当代新儒学),一是传统儒学,两个学派都鼓吹民主,并对早期儒家经典中民主思想的起源和演化展开有系统的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显然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这两个价值系统的兼容性视为理所当然。

  最后我对“人权”要说几句话。“人权”和“民主”一样,都是西方特有的名词,原本不存在于传统的中国儒家论述。然而如果我们同意,“人权”这个观念正如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所下的定义,是对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的双重承认,那我们也大可宣称,虽无西方的术语,儒家思想已有“人权”的概念。在《论语》、《孟子》和其它儒家经典中,都载明了承认普遍人道和尊重人类尊严。更了不起的是,早在第一世纪,帝王谕旨中就已引述儒家对人类尊严的观念作为禁止买卖或杀戮奴隶的理由。在这两份年代分别为公元9年和35年的帝王谕旨中,都引述了孔子所说的,“天地之性人为贵”。儒家从未接受奴隶是合法制度,也就是拜儒家的人道主义之赐,晚清的儒学者才会欣然领会西方有关人权的理论和做法。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迭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纯粹的学人余英时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却是安徽潜山,他选择历史学与家庭的影响有关,他父亲就是当时南开大学的历史系主任。余英时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但余英时并未在燕京大学待多久,当年他就离开北京去了香港。  当时钱穆先生正在创办香港新亚书院,经钱穆亲自题试后,余英时成为该学院二年级学生。从1950年至1955年,余英时就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学习,并与钱穆先生结下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深厚情谊。余英时师承钱穆“从历史上去寻找中国文化的精神”的治学理念,认为学术研究本身便具有内在的批判力,学者只要长期从事严肃的研究工作,他们的最后创获自然会对政治与社会透射一种深刻的批判作用,在人文研究方面尤其如此。

  余英时于1952年新亚书院毕业后即想赴美求学,但是几经波折,直到1955年才以无国际身份来到美国,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哈佛燕京社的汉学家杨联升。杨联升是除钱穆外,对余英时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学者。1962年余英时获得了历史学博士。

  哈佛毕业后,余英时历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

  因为从前求学的渊源,余英时1973年又回到了香港新亚书院,担这次是担起了校长的重任。期间他还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一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余英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1991年到1992年兼康乃尔大学首任胡适讲座访问教授。

  余英时毕生与大学有不解之缘,他在密西根大学教了四年、哈佛教11年、耶鲁十年、普林斯顿14年。

  1974年余英时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那是一个从胡适、傅斯年、钱穆以来就有着深厚根基的研究机构,余英时的当选是他的荣誉,也是中研院的有福。

  余英时治学自史学起,后达至中西、古今贯通,其对儒家思想及中国道统文化的现代诠释自成一体。他的中、英文著述多达数十种。《士与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传承中有创新,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中外史学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照系。

  其中的《士与中国文化》,在中国国内一再加印,很具影响,这是一本集结了12篇历史研究的专论,主要的对象都是“士”,采取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的士人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在《到思维之路》中,余英时谈到中国已成为历史上思想战争战火最激烈的角落,学术界激荡着形形色色的思潮,其结果是铲除了旧有的一切思想根基,摧毁了西方学术界传布过来的一切思想幼苗,带来的并不是创建,而是教条,束缚了全中国人的智慧。 余先生指出,中国知识界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的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如依赖理论、批判学说、解构之类,有些所谓思潮似乎是临时借西方人的杯酒来浇自己胸中的块垒。

  在《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一书中,他把一个史家的深浓学养和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结合得相当成功,正如他自己说的,“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他在自己所学所思的专门基础上发展出一种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感。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持的精神。用中国的标准来说,具备了类似‘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才是知识分子。”

  余英时的气质中自有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他的尊严在于他从不为学术外的其它势力所束缚。作为追求纯粹的学人,他以一种史学家的敏锐透射现实,尽管“一生祸尽文字出”,他还是坚守着一份传统知识分子的“迂”,一种单纯的倔犟。

  治学上一丝不苟、铮铮风骨的余英时,为人却是很质朴平实、感情醇厚。在“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寂寞学术生涯中,他与夫人陈淑平相濡以沫,白头偕老。在主持普林斯顿中国学社工作时,有很多远道而来的学生,余英时总是热情接待,不辞辛劳,践行的是仁者爱人、提携后进的传统。

  2001年余英时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但仍然保留了荣誉教授头衔,定居在美国。

  2006年11月,余英时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余英时作品

《士与中国文化》

《现代儒学论》

《历史与思想》

《史学与传统》

《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

《方以智晚节考》

《论戴震与章学诚》

《汉代中外经济交通》

《汉代贸易与扩张》

《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

《红楼梦的两个世界》

《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

《现代儒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

《方以智晚节考》

《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

《现代危机与思想人物》

《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

《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

《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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