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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儒家文化哲学研究》摘要  

2008-08-29 17:38:22|  分类: 哲学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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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哲学研究

 

 

 

 

本文运用文化哲学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儒学经典文本《论语》、《中庸》、《孟子》、《荀子》、《易传》以及近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儒家简等的理论梳理,认为,在文化哲学理论的观照下,儒学的文化哲学潜质开始彰显,表现为一种文化哲学形态。在这一哲学形态中,圣人是文化发生的主体,他们“观象制器”、“化性起伪”以创造文化,“象” 是其文化创造的“理想型式”,人心、人情是其文化发生的内在机理,“养欲求治”是其文化创造的社会机制;文化的发展则是圣人效法先王后王、与时俱化、因革损益的结果;根源于人性的道德精神以及文化自觉与批判精神构成了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儒家还首次阐发了“文化生命”的理念,提出了天人合一、中庸辩证、话语分析和文化诠释的文化方法论,创建了一个以“文”为核心包含象、仁、义、礼、道、质、心、性、情等在内的文化哲学范畴系统。这些理论关涉到文化的发生、发展、动力、本质以及文化生命与文化方法论等文化哲学的根本问题,儒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对我国当前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转型仍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儒家文化哲学           

 

 

 

 

 

 

 

 

 

Research on Cultural Philosophy of Confucian

 Abstract

 

By applying the way of culture philosophy and by sifting the Confucianism classics, such as Lun Yu, the Mean, Mencius, Xun Zi, Book of Changes and the bamboo slip of the Confucianists of Guo Dian Chu Mu Zhu Jian(郭店楚墓竹简), and so on, which was unearthed lately, 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Confucianism shows a cultural philosophy form from it’s latent cultural philosophy form. The Confucianists think that the sages, who create things when observing the phenomena outside, returning to their nature by getting rid of bad thinking and actions , for which the culture occurs; Xiang(symbol) is a ‘ideal form’ in their cultural creating; Benevolence and natural setiments are the inherent mechanism, for which the culture occurs, the desire’s cultivating and restraining is the social mechanism, for which the culture creats;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is the result of the sages’ modeling themselves on the late king and the king in power, adapting the changes and needs of the era, transforming society when necessary; Moral spirit originating from the human nature, th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ritical spirit form the fundamental motive force of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Also, the Confucianism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cultural lifefor the first time, the cultural methodology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heaven, the dialectic for the Mean, establishing a category system of culture philosophy , which including Wen(culture), Xiang(symbol), Ren, Yi, Li, Dao, Zhi, Xin, Xing, Qing,etc. These theories are related to the essential questions of culture philosophy, such as the happeningsthe developmentmotive force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e and the cultural lifecultural methodology, etc. While the explanation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of the Confucianism will have some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transforming of our country at present.

 

Key Words:  Cultural Philosophy of Confucian  Dao

              Wen(culture)    Xiang(symbol)   Li

      

 

 

 

《儒家文化哲学研究》

     

 

 

绪论:儒家文化哲学何以可能

 

儒家文化哲学,顾名思义,是指我国儒家学派的文化哲学思想,是中国儒家学者从哲学的视域表达和阐发文化问题的综合思想体系,是他们对文化与人性、文化与生命、文化与教化、文化与历史、文化与理想、文化与人格等问题进行哲学省思的理论结晶。儒家文化哲学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依据。“礼崩乐坏”的历史文化危机和社会价值断裂,是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前提,“轴心期”中国“哲学的突破”是其产生的哲学认识前提,文化的范畴化和“天人合一”与“中庸”文化方法论的提出则是其诞生的基本标志。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儒学便表现为一种潜在的文化哲学形态。

 

第一章 象与文:儒家文化发生论

 

在儒家文化哲学视野中,“象”是圣人文化创制的“理想型式”,是一切文化创造的原型。在物质文化上,他们提出了“观象制器”说;在制度文化上,礼乐文化制度的发生皆取法于“象”;在精神文化领域,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以尽其言”以完成精神文化的创造,儒家 “六经” 都是“象”的意义的经典体现。文化发生问题上,儒家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圣人在文化中的本源地位。文化是人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社会性)的统一,因而圣人的文化创造也必需坚持心理发生与社会发生的统一。儒家更多地把文化的基础直接诉诸于人的心理因素,把文化看成是人心的内在要求,从“仁心”、人情上去寻找文化发生的内在依据,为文化的发生带来了人性化的色彩。如果说“仁心”、人情构成了儒家文化发生的心理机制,那么“养欲求治”、“圣王合一”和追求“不朽”则是其文化发生的社会机制。

 

第二章 道与文:儒家文化发展论

 

儒家在文化发展模式的设计上,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文化发展的“因革损益”观。“因”代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它遵循的是“道”的原则,注重的是历史文化的根源性和连续性。“革”代表对文化的革新,包括对文化的损(减少)和益(增益),“革”遵循的是时代的原则,要求文化的发展必须因时损,与时俱化,甚至发展为剧烈的革命式“骤变”——质变。在“因”与“革”、“道”与“时”的矛盾对立中,儒家一方面承认文化的发展进步;另一方面又认为文化的发展就是儒家文化的兴衰循环,从而陷入了文化发展理论上的二难困境。

 

第三章 文化与人性

 

文化发展有其内在的和外在的动力系统。一般认为,文化发展的外在动力系统主要由生产力、阶级斗争(包括战争)、文化生态环境、文化交流与文化冲突等多个方面构成。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系统则主要包括生生不已的文化创造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的五大永恒矛盾、对旧文化的彻底反省和对新文化创建的自觉等要素。文化发展是文化的内外动力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儒家文化哲学的体系架构中,儒者较少关注文化发展的外在动力,而把目光聚焦在文化与人的内在世界,试图从人心与人性的价值趋向以及人对文化的反省、批判与自觉中去把握文化前进的动力。人性论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先秦儒家认为,人心、人情是文化发生的心理机制(详见第一章)。不仅如此,他们还从内在的人性中去寻找文化发展的基本动能,这一动能便是导源于人性的道德精神。先秦儒家认为,道德的力量、精神的力量才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四章 儒家文化自觉

 

儒家文化自觉,是指儒家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反省,文化创造和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意识和文化心态。在特定的文化转型和文化自我批判时代,由于文化与人生的困顿,一些先知先觉的儒家知识分子往往能对自身文化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从而对旧文化的没落和新文化的诞生有清醒而充分的认识,能深切地体认到自身的历史文化使命,并努力付诸实践。在这些先知先觉者身上呈现出一种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与文化损益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便是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儒家文化自觉精神形成于孔孟荀,后世儒者基本承袭了这一原点精神并略有创发,它们构成了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五章 文化与生命

 

文化生命的理论架构和文化生命精神的价值取向是儒家文化哲学的生命所在。在儒家的思想符号世界里,人的生命形态首先表现为一种文化生命形态,它与外在的自然生命水乳交融,共同完成理想生命的建构,这就是孔子的“文质彬彬”、孟子的“践形”和荀子的“性伪合”。先秦儒家对人的生命的文化安顿开辟了一个极具魅力的精神领域:人的心灵世界和价值世界,它也从根源处奠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和文化精神的发展方向。在儒家文化中,传统与道统分别指向生命对历史文化的态度和生命在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共同体现着人类文化生命的历史意识。换言之,人的生命也就是文化的生命,人是连接传统和道统的生命钮结,人的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生命精神的历史延续。儒家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识体现在自身生命里就表现为文化生命与历史文化的高度统一。

下面分别以朱熹、钱穆和梁漱溟为个案进一步剖析儒家文化生命的丰富性。

从生命哲学的视野对朱熹宏大的思想体系作一整体通观,我们认为,朱子哲学的形上建构、现实依托和历史文化传承都以生命为核心,生命成为其哲学最本质的内在链结。在朱熹精心构筑的本体世界、现实世界和历史文化世界中,人的本体生命意识、现实生命意识和文化生命意识相互贯通、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生命形态。朱子对人的生命存在和生命意识的理性反思,对形上与形下、历史与现实的生命关切也形塑了其哲学的人学特质。

在钱穆的思想世界里,文化即是历史,文化即是人生,研究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哲学。钱穆把文化的本质视为人生,视为生命,并从生命的内部去找寻文化的心性本体,从而使“文化”获得了哲学的认可与关注,文化进入了哲学范畴的领域。钱穆判定中西文化,一是内倾型文化,一是外倾型文化,它们的不同实质上就是人生表现的不同,即“成己”与“成物”的不同。但从人类文化的总体上看,二者仍有许多方面的共通性,都是同源的文化、并列的文化,都有自己内在的矛盾性。钱穆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前景充满信心,各民族文化的新生必将带来世界文化的新生,中华文化对现代世界文化的新生将担任十分重要的角色。

“生命”是梁漱溟文化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梁先生认为,生物、自然、宇宙只是一个生命,生命是文化的最终归宿,这是沿着梁氏文化哲学思路向外推演的结果。反之,“生命是文化的原点”则是他向内探求的必然结论。人是文化的创造者,没有人没有生命也就没有文化。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为文化所创造,文化构成了人之为人之特质,文化是生命的表现形式。在文化与生命的互动中,梁漱溟先生始终高扬着儒家文化生命精神——刚的精神,并把它作为拯救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人生态度和文化精神。

 

第六章  文化与教化

 

在中国,“文化”一词最早是以动词出现的,在最初的意义上,文化即是教化。《说苑·指武》云:“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是与武力相对应的“文治教化”。 《易传·贲卦·彖传》则把“文”又区分为“天文”与“人文”,其功用在于化成天下,使天下文明。明代宋濂把“文化即教化”的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他说:“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作为动词的“文化”,其意义为“以文化之”,其中的“文”意义深远。在我国古代,“文”是与自然相对待的一种状态,“文”与“礼乐”与“道”有内在的一致性。

教化意味着人的精神的转变,它表示人的精神意识和行为方式从个别性状态向普遍性状态的跃迁,从而获得一种普遍性的本质。“道”、“文”与“礼”是教化的内容和目标。儒家非常重视教化,把教化分为自我教化、社会教化和自然教化。以下以董仲舒和陆象山为例展开分析。

教化哲学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秉承《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路径,董仲舒教化理论也可分为天道教化、人性教化和王道教化三个不同的思想向度。天是董仲舒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宇宙的主宰和最高权威,是社会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终极价值根源。在人性教化方面,董仲舒主要提出了他的“教化成性”说,它充分论证了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王道教化则是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理论归宿,施行教化是王道政治的根本任务,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时代关切。董仲舒明确指出,学校教育是王道教化的主要手段,仁、谊(义)、礼(后来又扩充为三纲五常)是王道教化的主要内容,“教化行而习俗美”则是王道教化的目标。

象山先生十分关注教化对人格塑造和社会安定的实践意义。与其心学旨趣相仿,象山教化理论虽然不乏社会性教化的维度,但他更为强调的是教化的主体性,象山把教化的本质规定为自我教化,认为,社会教化不过是自我教化向外推衍的结果。士君子通过为学修身以成德,然后推己及人,以德化民,以至移风易俗,天下教化风行。尽管通过讲明与践履,教化的最终目标是“一致于道”,但它又有着民众社会教化和士君子自我教化的分野,正是在这讲明与践履、民与士、社会教化和自我教化的张力中,象山先生开始了自己的教化理论与实践。象山坚信,人的普遍本质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因此,同西方教化理论相比,象山先生的自我教化理论通过向内在自我回归以实现人的普遍性的提升,从而达成了人的本质的自我认同而非异化,这一睿见卓识意义深远。

 

第七章  儒家文化哲学的方法与境界

 

儒家文化哲学是以“文”为核心理念扩展而成的思想体系,它拥有属于自己的包括文与质、文与礼乐、文与道、文与心、文与性情、文与圣等在内的文化哲学范畴系统,建构了一个包含文化发生论、文化发展论、文化动力论、文化生命论等理论的相对完备的哲学体系,贯穿这一体系的是儒家的“中庸”和“天人合一”的方法论及其基本原则。有意思的是,“中庸”的方法和“天人合一”的方法既是先秦儒家文化建构的基本方法与原则,也是其文化建设的最高境界,这也是先秦儒家文化哲学最显著的特色之一。

话语分析方法与文化诠释方法也是儒家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本文以宋代道学中“定性”话语的形成、发展与转折和衍义体的确立、特征与走向为中心展开分析。

话语主题的转向也标志着社会思潮的转变。宋代道学话语的形成,是众多社会文化思潮互动的结果。在道学话语创立的过程中,二程(程颢、程颐)思想魅力和人格招引起了关键的作用,朱熹以其博学多识和精密论证把道学思潮和话语推向一个高峰。在不同学派、不同思潮的相互交锋中,道学话语也在不断走向丰富和完善,并随着时代主题和思考模式的变化而变化。本文认为,“定性”是宋代道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定性”学说关涉到性为何物、性之内外、性与情、性与心、性与仁义、性与理、性与事(物)、存养工夫等道学核心话语,探讨这一话语的形成、发展与转折,是研究早期道学史的一个重要问题。定性”话语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不同的演化版本,并提出了许多远远超出本文意义的思想命题,这一文化现象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一)“定性”话语从明道、朱子到西山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道学化,逐步摆脱佛道影响的纯化过程。(二)“定性”话语的形成、发展与转折,是话语链不断展开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哲理化、本体化、内容不断丰富的过程。(三)“定性”话语的展开,立足于日常生活世界,强调认知与行动的一致性,恰好与话语分析所坚持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它也有力地证明了话语分析方法在道学思想研究乃至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优先地位。

经典诠释实质上就是文化诠释。所谓衍义体,就是以真德秀《大学衍义》诠释体例作为典范的经典诠释方式,它在宋元明清广为流传,影响中国经典诠释数百年之久。衍义体遵从纲目并举、“以义求经”的诠释原则,根据自己的诠释目的和诠释框架来推衍、发挥经义,重视经史互证、理事合一,以经世致用为基本价值取向,以服务帝王为根本目的,带有鲜明的时代性。应当指出,从经典注疏到经典衍义是我国经典诠释学发展的一个新的突破,与经典注疏传统相比较,“衍义体”的突破在于完成了诠释中心、对话客体、诠释的时间性、诠释方法、内容和形式等的根本转变。相对于经典注疏传统,衍义体更为强调经典解释的经世化、有序化和通俗化,引领儒学从内圣走向外王,从精英走向大众,其影响遍及近世东亚。作为经典诠释的一种体例,衍义体的典范形态,至今仍有其意义。衍义体例所展现出来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能为当代中国诠释学建构新的体例和方法提供实际参考。

 

第八章  儒家文化哲学的现代性

 

在中国思想上,早期儒家哲学一开始便表现为一种潜在的不自觉的文化哲学形态。这一文化哲学建立在儒家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深刻体认、对内在心性结构的深刻洞察和对社会文化的深切反思的基础之上,彰显出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儒家文化哲学在文化发生论、文化人性论、文化发展论、文化动力论、文化生命论和文化方法论等领域都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考察,提出了许多新的范畴、新的观念和新的命题,是世界哲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在天道与人道、历史与现实、内在心性欲求与外在文化秩序的矛盾冲突与互动中,先秦儒家完成了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这一哲学又呈现出整体性、和谐性、动态性、道德性等特质。概而言之,儒家文化哲学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对内,立足仁心性情;对外,追求社会和谐;纵向上,贯通天人古今;横向上,沟通人己物我,求同存异,建立了一个和而不同的以“中庸”和“天人合一”为方法、为理想归宿的文化哲学体系。由于既立足于普遍的人性基础,又贯彻了天(命)的神圣指令,儒家文化哲学充分体现了神性与人性、一元与多元,历史与时代、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一个内容相对完备的不自觉的文化哲学思想体系。

尽管在内容上儒家文化哲学是相对完备的,但它同时又是一个松散的充满内在矛盾的不自觉的文化哲学体系,这些矛盾集中体现为神性与人性的矛盾、仁性与欲性的矛盾、因与革的矛盾、孔孟和荀子之间的矛盾等等。

如何合理地评价一个思想体系,给予它以正确的历史定位和价值定位,这就关涉到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在历史主义的视野里给予儒家文化哲学进行价值定位,不外乎三个视角:特定时代的视角、整体历史的视角和现代性的视角,与之对应便能得出三种不同的时空定位,即特定时空的定位、整体历史的定位和现代性的定位。在春秋战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早期儒家文化哲学体现了时代精神,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家文化哲学也显示出其独特的主导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科斯洛夫斯基曾说过:“文化哲学的主题是社会世界的意义建构及生活世界中统一性的建构”,儒家文化哲学的时代意义恰恰在于此。儒家通过对人的文化生命设计,把文化落实为一种生活,把文化内化为生命的形式,从而在“天人合一”的建构中获得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和对世界的统一性的认识,这种对人的文化生命设计的理念对我们当代哲学的建构仍有着不容忽视的指导意义和方法论意义。在社会文化的设计上,儒家把文化建立在普遍的人性的基础之上,肯定人的合理的物质欲求,倡导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把内外、人我、物我全部贯通,这些思想至今仍具有不朽的思想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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