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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道家文化情结  

2008-08-31 22:25:50|  分类: 哲学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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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道家文化情结

 

朱人求

 

 

[摘要]  李大钊对道家文化一往情深,通过对道家宇宙论的批判、吸纳与改造,李大钊建立了他的青春哲学的无始无终的、循自然法则的、机械的、渐次进化的本体论。李大钊的青春哲学的人生观则是对他自己及时代厌世出世思想的反动以及对道家人生论尤其庄子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他坚信,庄子去累除忧之“道”,就是达到青春的大道。只有本乎青春的大道,消除物欲和名利的困扰,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才能永葆青春的自我,创造出青春的人生,青春的中华,青春的宇宙。

 [关键词]  李大钊  道家  文化情节  青春哲学

[作者简介]  朱人求,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副教授,北京 100871

 

道家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人们常说“儒道互补”,二者互为表里,如果说,儒家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表层结构的话,那么,道家文化则据于传统文化结构的深层。中国古代士人“入则儒,出则道”,儒道思想观念深深扎根于每一个知识分子心灵深处。李大钊不仅有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情结[i],而且对道家文化一往情深,道家文化对其影响主要体现在青春哲学的宇宙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

老子及其《道德经》开创了道家学派,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宇宙论的先河。在李大钊的著作里,时时隐现着老庄的经典名句。在宇宙论上,李大钊把宇宙看成是无始无终的、循自然法则的、机械的、渐次进化的大实在。[ii]他说:“吾人以为宇宙乃无始无终的自然的存在。由宇宙自然之真实本体所生之一切现象,乃循此自然法而自然的、因果的、机械的、以渐次发生渐次进化。”[iii]宇宙渐次发生进化的过程就是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的宇宙生成过程,“老氏之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知宇宙进化之理,由浑而之画,由一而之杂,乃为一定不变之律。”[iv]宇宙的进化,就是由一到多,由简单到复杂,它是宇宙演进的永恒规律。李大钊十分欣赏“第三”,曾专门撰写文章歌颂“第三”之境,认为“第三者,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也。”并把老子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中的“三”视为“第三之境”,来说明“宇宙生生之数,人类进步之级”。[v]

宇宙的生生与演进是无限的发展过程,因为宇宙本身就是无限的。他指出:“宇宙果有初乎?曰:初乎无也。果有终乎?曰:终乎无也。初乎无者,等于无初;终于无者,等于无终。无初无终,是于空间为无限,于时间为无极。”[vi]又说:“宇宙的运命,人间的历史,都可以看作是无始无终的大实在的瀑流,不断的奔马,不断的流转。”[vii]宇宙的全体,人类的历史是无限的,而个体生命而言,他却是有限的,宇宙就是这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的统一体。这一论证方式总让我想起《庄子?齐物论》的关于宇宙有限与无限的论证:“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者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者也,有无者也,有未始有无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者也。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这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误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庄子的意思是说,宇宙有它的开始,有它的未曾开始的开始,更有它的未曾开始的未曾开始的开始。宇宙有它的有,有它的无,更有它未曾有无的无,更有它未曾有无曾有无的无。倾刻间产生了有和无,然而却不知道这个有无果真是有,果真是无。我现在发现了这些议论,然而却不知道果真说了这些话呢,还是果真没有说过这些话。庄子这一绕口令式的精彩论证最终滑向了相对主义,他得出的结论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并认为“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庄子?齐物论》)李大钊对庄子的相对主义思想十分欣赏,他引用庄子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和“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如大年”(《庄子?逍遥游》)来说明时空的相对性。与庄子的相对主义宇宙观不同的是,李大钊坚信时间和空间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对宇宙主体而言,时空是无限的,但对个体生命而言,时空又是有限的。他看到宇宙永保生机和活力,于是称这无始无终的大化流行为“无限的青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他的青春哲学。在《青春》一文中,李大钊豪迈地宣称:“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惟真知爱青春者,乃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惟真能识宇宙有无尽之青春者,乃能具此种精神与气魄。惟真有此种精神与气魄者,乃能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青年必须理解和把握这种宇宙规律和宇宙精神,永享“宇宙无尽之青春”。

如果说,通过对道家哲学的批判、吸纳与改造,李大钊建立了他的青春哲学的本体论,那么,他的青春哲学的人生论则是对他自己及时代厌世出世思想的反动以及对道家人生论尤其庄子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李大钊的《青春》一文发表于191691日《新青年》第二卷第1号,是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有代表性哲学著作之一。作为在新青年杂志上初次刊登的作品又证明了与陈独秀等人启蒙活动的回答[viii]。《青春》创作于19162月,以后他又参加了《新青年》编辑部。1916年前后,大革命失败,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军阀割据,社会上充斥着悲观绝望的情绪。

1915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交换条件。袁世凯称帝87天后失败,第三次革命挫败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使李大钊倍受鼓舞,他对当时青年自杀、厌世、绝望的精神困境进行批判。全文饱含着青春的激情与斗志,期待建立一种全新的青春的人生,建立一种全新的青春的社会。他号召青年永远锐意进取,保持青春的自我,以“乘风破浪”的气魄,“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进幸福”[ix],创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

《青春》受庄子影响至深,李大钊运用老庄的宇宙论创建了其青春哲学的本体论,通过对庄子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转换建构了其青春哲学的人生论,他在篇末这样写道:“吾文至此,已嫌冗赘,请诵漆园(即庄子)之语,以终斯篇。”[x]其实《青春》也是李大钊对自己早期“出世”思想的一次扬弃和革命性换转,它也标志着李大钊由一个彷徨无助的青年到一个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士的转变。

19137月,李大钊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由于成绩优异,李大钊的学问和才华引起了当时政界的显赫人物汤化龙、孙洪伊的注意。但他无意仕途生活,黑暗的社会现实倒滋生了他厌世出世的思想。李大钊在《我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法政学校毕业后,“我的同学约我到北京同他一起办报几个月”,而“当时逗留于北京时,我非常羡慕一种适于出世思想的净土社会生活。”[xi]这一时期的许多诗文中,李大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隐逸山林的出世情怀,他感慨地说:“信乎尘海深山,清浊异趣之扦格不枉容也。余居山中,每入城,过陈家山(陈氏改为陈家山),辄羡叹不置。盖吾侪野人,久怀厌倦风尘之思,曩尝与同志抱买山之愿,而苦于无钱。噫!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香山净土,为朋辈招隐之所。斯则吾与青山之缘遇何如?”[xii]在《登楼杂感》的两首诗中,他更表达了感慨光阴虚度,韶华飞逝,向往遁迹五湖的思想。

荆天棘地寄蜉蝣,青鬓无端尽白头。

拊髀未提三尺剑,逃形思放五湖舟。

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觅郑商学贩牛。

一事无成嗟半老,沉沉梦里度春秋。

感慨韶华似水流,湖山对我不胜愁。

惊闻北塞驰胡马,空箸南冠泣楚囚。

家国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空荒邱。

海天寥落闲云去,泪洒西风独倚楼。[xiii]

 

国难当头,报国无门,很多有志青年悲观失望,甚至走向颓废,厌世自杀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面对“怨气郁结,人怀厌世之悲观”的现状,李大钊很快从消极沉沦中奋起,他奋力疾呼:“嗟乎!嗟乎!中土不造,民德沦丧,天理人纪,荡然无存,愤世者已极厌世之怀,当代作者,其有大声疾呼,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乎?宜知所慎择,勿蹈俄人之覆辙,度人度世,其在兹矣。”[xiv]李大钊本着满腔热血,以一种救国救民、救人救世的高度自觉,相继写了《政治对抗力之养成》、《国情》、《警告全国父老书》、《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民彝与政治》等等,一方面强调了要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同时也批评了世人的悲观论调和厌世自杀的行为,号召国人痛自砥砺,振作志气,奋起自救,自觉承担起“度人度世”的历史使命。

李大钊青春哲学人生论是对自己时代厌世思想及老庄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诠释,以期唤醒青年的自觉。他认为“青年之自觉,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纲(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xv]青春的人生是一个不断战胜旧我走向新我的奋斗历程,青春人生是一种独立独行的人生,是一种摆脱了浮世的虚伪和机械的生活的人生,是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人生。青春的人生要求人们摆脱历史的重负,消解特制的困扰,只有“不役于物”,才能坦荡洒脱地前行。

李大钊十分推崇庄子的“不为物役”的思想,并大段援引《庄子?山木》中市南宜僚教鲁侯去累除忧之道的故事来解说。庄子看到世人拼命地追逐物质利益和名誉权贵,“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让王》),是人生的大悲剧。他说:“自三代以下,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庄子?骈拇》)以上四种人,尽管他们的事业不同,名声称谓各异,但是,他们都在为名、为利、为家、为天下而去伤害人类自然无为的天性,为所求而舍弃生命,都是“人为物役”的典范。为了摆脱外物对人的心灵的束缚,庄子开出了三剂良方。他认为,人们首先要“知道”,因为,“知道者必达于理,达于理者必明于权,明于权者不以物害己。”(《庄子?缮性》)也就是说,只有深明大道的人才能通达事理,通达事理的人必能通达权变,通达权变的人不会让外物损害自己。这是因为深明大道的人能够“物物而不物于物”,即能按照事物的本性去主宰支配事物,而不被外物所支配役使。其次要“不以物挫志”(《庄子?天地》),即不被外物扰乱心意的虚静,庄子称之为“完”,即道德的完美,它是对老子虚静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三,要“虚己以游世”(《庄子?山木》)。在《庄子?山木》篇中,庄子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天,是南宜僚去拜见鲁侯,看到鲁侯脸上写满了愁容,于是他便应鲁侯之请为他讲述去累除忧之道。是南宜僚奉劝鲁侯舍去鲁国,抛开世俗观念,洗涤心灵,消除物欲,漫游于广漠的无人境界,与大道相辅相成而行。鲁侯说:“到那里路途遥远而充满艰辛,又有江山阻隔,我没有舟车,怎么办呢?”是南宜僚说:“君主不能凭借地位傲视他人,不留恋舒适的生活条件,这是国君通往大道之车。”鲁侯说:“到那里的道路幽暗辽远渺无人烟,我与谁相伴?我又没有干粮,没有食品供给,怎么能达到那里呢?”是南宜僚说:“减少君主的费用,节制君主的欲求,虽无粮也可满足。君主将渡过江河,浮游大海,一眼望去无边无际,愈往前行愈不知道他的尽头。护送君主的人都从岸边返回,君主从此将远离尘世而进入无限广阔的世界!”是南宜僚举例说,坐船渡河,如果有一只空船撞上了自己的船,一个人哪怕心胸再狭窄也不会发怒。如果有一个人在船上,自己一定会叫人撑开或并拢过来,一次呼喊没有听到,再次呼喊没有听到,于是第三次呼喊,就一定以责骂声相随。起先不怒而今恼怒,因为起先是空船,而今是有人在上面。人要是能把自己变成空虚淡漠在世界上漫游(“虚己以游世”),谁还能加害于他呢?

李大钊认为,庄子去累除忧之“道”,就是达到青春的大道。“此其谓道,殆即达于青春之大道。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xvi]只有本乎青春的大道,消除物欲的困扰,消除名利的诱惑,积极进取,奋发向上,才能永葆青春的自我,创造出青春的人生,青春的社会,青春的宇宙,才能永远以无限的青春为乐。

青春的人生的最大使命在于创造“青春之中华”。李大钊把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认为,“而在是等国族,凡以冲决历史之桎梏者,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生命者,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矣。”[xvii]青年的使命就在于再造青春中华,不仅在空间上能使中华民族傲然成为世界的中心,而且在历史的时间上要冲决历史的牢笼,洗涤历史的尘垢,使得中华民族与时俱进,永葆青春。他奋力疾呼:“青年者,国家之魂,《晨钟》者,青年之友。青年当努力为国家自重,《晨钟》当努力为青年自勉,而各以青年中华之创造为唯一之使命。”[xviii]青年是国家的灵魂,青春中华的再造,必须依靠青年人的积极奋斗和觉醒,必须永葆青春的朝气。这里的“青春”是指精神上的青春,李大钊认为有老年人而青春的,也有青春年少而像老人一样老气横秋的人。每一个青年都当努力以国家为重,当努力抓住今天,争分夺秒,勇往直前,为创造理想之中华而拼搏,为创造青春之中华而奋斗。

 

 

注释:



[i]  参见拙文:《李大钊的儒家文化情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二〇〇六年第五期。

[ii]  许全兴:《李大钊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4页。

[iii] 《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李大钊文集》(1),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iv] <甲寅>之新生命》,《李大钊文集》(1),第242页。

[v] 《“第三”》,《李大钊文集》(1),第175页。

[vi] 《青春》,《李大钊文集》(1),第185页。

[vii] 《今与古》,《李大钊文集》(3),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页。

[viii] [日]後藤延子:《李大钊思想研究》,王青等编译,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9年版,第22页。

[ix] 《青春》,《李大钊文集》(1),第194页。

[x]  《青春》,《李大钊文集》(1),第194-195页。

[xi] 《我的自传》,《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页。

[xii] 《游碣石山杂记》,《李大钊文集》(1),第85页。

[xiii] 《筑声剑影剩稿?登楼杂感》,《李大钊文集》(5),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3页。

[xiv] 《文豪》,《李大钊文集》(1),第71页。

[xv] 《青春》,《李大钊文集》(1),第193-194页。

[xvi] 《青春》,《李大钊文集》(1),第194页。

[xvii] 《青春》,《李大钊文集》(1),第190页。

[xviii] <晨钟>之使命——青年中华之创造》,《李大钊文集》(1),第172页。

 

(文章原载《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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