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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教化哲学  

2008-08-31 22:28: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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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教化哲学

 

朱人求

 

[摘要]   教化哲学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秉承《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路径,董仲舒教化理论也可分为天道教化、人性教化和王道教化三个不同的思想向度。天是董仲舒思想的最高范畴,是宇宙的主宰和最高权威,是社会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终极价值根源。在人性教化方面,董仲舒主要提出了他的“教化成性”说,它充分论证了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王道教化则是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现实归宿,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时代关切。

[关键词]  教化    天道  教化成性   王道教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教化意味着人的精神的改变,它表示人的精神意识和行为方式从个别性状态向普遍性状态的跃迁,从而获得一种社会性的本质。董仲舒十分关注教化问题,与先秦儒家典籍相比较,“教化”一词在董仲舒的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1]。它表明,教化哲学是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构成了董仲舒所有政教伦理措施的理论基础。秉承《中庸》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思想路径,董仲舒教化理论也可分为天道教化、人性教化和王道教化三个不同的思想向度。

 

一、天道教化

 

与先秦礼乐教化的思想进路不同,董仲舒更重视天道教化和人性教化。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天”是其最高范畴,是宇宙的主宰和最高权威。“天”既是自然之天,又是道德之天,神灵之天;与之对应,董仲舒的“天道”也以自然的身份、道德的身份和神灵的身份普施教化。

“天”首先是自然之天,它由阴阳五行所构成,阴阳五行相生相克和天地万物的生命运动,无时无刻不在教化和启迪着人类。水是与人类生活联系最为密切的自然物之一,与先秦思想家相似,董仲舒也喜欢以水德喻教化,他说:江河浩浩荡荡,汹涌澎湃,它充满活力;水流注满洼地后才能前进,它能保持公平;水往低流,每一个小小的间隙都不错过,它能明察秋毫;在溪谷里穿行而不会迷失,前进万里终究能达到目的,它就像一个智者;虽被高山阻隔却能保持洁净,就像一个知天命的人;水能溶浊化清,就像一个善于教化的人;即使是万丈悬崖,它也勇往直前;万物受困于火,而水能灭火,水像一个武士;万物得水而生,失水而死,它就像一个有道德的人。孔子逝川之叹,也不过在赞叹水的德性罢了。“水”是我们效法的榜样,“水”充满活力、公正公平、明察秋毫、智勇双全、善于教化,像一个有德行的高人,时时刻刻都在启迪着人类。(参见《春秋繁露?山川颂》)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过大水必观焉”,“乐水”、“观水”原来不过是圣人因循自然之道,自觉地接受大自然的教化。其基本原理就是“利用宇宙万物的自然性质或物理特点,以隐喻的手法,表达对生命价值与各种生活原则的认取。”[2]董仲舒意识到自然教化的重要性,他还以水喻利,以教化喻堤来说明教化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举贤良对策一》)教化是王道政治的根本保证,百姓听从君主,接受君主的教化,就好比草木随着四时荣枯一样。“为人主者,居至德之位,操杀生之势,以变化民。民之从主也,如草木之应四时也。”(春秋繁露?威德所生》)

天不仅是自然之天,而且有“仁爱”的基本属性,因为一年四季,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以生育万物为根本使命,所以仁爱成为天的本质属性,因此,人间的一切道德都是仿效和来源于天的启迪。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人之受命于天也,取仁于天而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此人之所以乃上类天也。人之形体,化天数而成;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理而义。人之好恶,化天之暖清;人之喜怒,化天之寒暑;人之受命,化天之四时;人生有喜怒哀乐之答,春秋冬夏之类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天不仅化育万物,而且生养人类,人的形体、血气、七情六欲,人的道德都来源于天,因此,人类社会的人伦秩序必须“受命于天”,听从天的安排。“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春秋繁露?顺命》)“天”的尊贵性也决定了君主实行政治统治必须“上承天意”,效仿天道。“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举贤良对策一》)“天”以神灵的身份施行教化,这样,天又成为社会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终极价值根源。

当然,董仲舒天道观的核心是其“天人感应”的理论[3]。董仲舒视“天”为“百神之君”,“王者之所最尊”(《春秋繁露?郊义》),人的作为最终要受到“天”的管束,因为“天”会感知人的作为,因此会以天意示意,以天意干预人事,以灾异谴告来赏善罚恶,教化天下,这就是“天人感应”的主要意义。他说:“所闻曰: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今灾害生,见天下未和平也。天下所未和平者,天子之教化不政也。”(《春秋繁露?郊语》)天下和平,上天就不会降灾与民;天下不太平,那是统治者教化的不力,是上天对他的谴告。天道教化还是“天意之仁”的具体体现:

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诗云:“畏天之威。”殆此谓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正是因为天与人同类,天人相副,因而天与人具有一种感应的关系,社会人事和政治的好坏会影响天道的运行,天通过祥瑞和灾异来表达它对现实社会政治的评判,以教化天下。因此,董仲舒的“天”是有神性意志的,是一个具有的主宰意志的人格神,“天”又成为神灵之天。[4]一旦“天”以神的型态扮演人间道德规范的约束者的角色,于是董仲舒所有希望要求于君王、大臣、百姓的道德规范便都有了理论根据,因为一切只要诉诸天的意志即可,“天人感应”的教化理念多多少少为董仲舒的教化哲学带来一抹神秘的色彩。

 

二、教化成性

 

在人性教化方面,董仲舒主要提出了他的“教化成性”说。如果说,“天”是董仲舒道德教化、政治教化的终极价值根源,那么,“教化成性”说则从人性论的角度出发,充分论证了道德教化和政治教化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董仲舒在探讨人性问题时,反复强调“教化成性”,并把它作为君王治国安民的“大本”之一。他说:

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为情,情非制度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举贤良对策三》)

很显然,“教化成性”说把教化的主体规定为“王者”,教化的客体规定为百姓,教化的目标直指“成性”,这是董仲舒对人性深刻洞察的理论结果。那么,什么是“性”?人又当如何“成性”?董仲舒指出:

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质而不以善性,其名不正,故不受也。(《春秋繁露?实性》)

人性是人的自然资质,“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人性是质朴的,是由天决定的[5],而人的善良则是君王教化成的结果,人性是君王教化的基础,如果没有君王的教化,人性无法向善。这是因为人性又包括仁与贪二部分,“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天有阴阳禁,身有情欲栣,与天道一也。”(同上)天有阴阳,人性也相应地包含仁与贪两种成分,即:仁属阳,是善的;贪属阴,是恶的。而善的成分并非就是善德,它必须通过教化,才能继续发展成为人的善德,即所谓“性非教化不成”。可见,董仲舒认为,人性中兼有善恶的因子,教化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人成为善人。

根据人性所包含仁与贪的成份不同,人性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先天至善、无须教化的圣人之性;一类是情欲极多、缺乏善性、经教化也很难向善的斗霄之性;一类是虽有情欲、经过教化而能向善转化的中民之性。然而,“圣人之性不可以名性,斗筲之性又不可以名性,名性者,中民之性。”(《春秋繁露?实性》)只有中民之性才是董仲舒所要讨论的性。董仲舒认为,“民性”在后天有或成善、或成恶两种可能性。要使“民性”成善,就必须节制其情欲,而情欲的节制,则全赖于帝王对他们进行教化。通过教化,使人民“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三纲”又是“天意”决定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所谓“五纪”,即仁、义、礼、智、信五种道德规范。他重视仁和义,尤其强调义的重要性。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也就是说“爱人”必先“正我”。他把“利”看作是“义”的大敌。“人之性,莫不善义,然而不能为义者,利败之也。”因此,要“正我”“为义”,就要不为利欲所驱使,做到“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如果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各安于自己所处的地位,不相互争利,国家也就可以安定。董仲舒这一套从天道到人性、从人性到道德的教化理论,目的是要统治者对人民灌输封建道德,加强精神上的统治,从思想上消灭“犯上作乱”的根源。

董仲舒指出,实施教化是上行下效的过程。他对当权者说:“尔()好谊()则民向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举贤良对策三》)认为老百姓完全追随当权者(实施教化者),这是有点绝对化,但强调实施教化者自身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特别是自身追求什么,排斥什么,对民众影响极大,这确实是正确的。当权者对下面进行错误的诱导,自然会导致风气的败坏;当权者不能以身作则,台上讲的是一套,底下做的是另一套,不能使民众心服口服,指望树立良好的风尚也是不可能的。可以说,董仲舒抓住了世风败坏的关键所在,指出了开展道德教化的必要前提。由于人性的可塑性很强,人性的“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都是实施教化者慢慢自上而下陶冶的结果。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举贤良对策一》)

在这里,董仲舒首次以“陶冶”比喻教化。“陶冶”一词来源于制陶和冶金工艺,即按照某种先行的模式予以塑造、加工,使之在火中定型。在陶冶工艺中,泥土和铁水在尚未塑成之前仍是无形的,它的形状完全来自于模子和操作者的工艺水平。如果说,泥土和铁水就好比人性的资质;那么,人性的的成功塑造正如陶瓷制作者和熔铸金属者依据模子予以定型。在董仲舒眼里,君主自上而下的教化就是这种陶冶的过程。它又如清风吹拂草地,小草随风而化。许慎《说文解字》也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即是说,统治者施行政教伦理措施,百姓则仿效之,以移风易俗[6],建立一种清明稳定的社会秩序。

无论是“风教”还是“陶冶”,教化的作用都是外在的,它旨在通过外在的努力来完成人的精神的改变,完成个别性状态向普遍性状态的跃迁,从而获得一种普遍性的本质。可以说,注重外在教化和陶冶以塑造完美的人性构成了董仲舒人性教化思想的主旨。董仲舒反复强调:“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而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春秋繁露?实性》)

当然,董仲舒关于人性以及教化的思想,立足于以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为对象,主要是为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罚”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又留有推崇圣贤和惩治恶人的余地。“性”本身是自然质朴的,它仅仅包含着可能为善或为恶的根据与可能。要去除这种潜在的恶,实现其可能性的善,还必须依靠后天的教化培养,以成就圣人之性,达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这才是董仲舒教化成性学说乃至其整个哲学的最终目的。

 

三、王道教化

 

如果说天道教化、人性教化为董仲舒教化理论提供了终极价值源头和理论基础的话,那么,王道教化则是董仲舒教化思想的现实归宿,它集中体现了董仲舒的时代关切。在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施行教化是王道政治的根本任务。“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教化作为政治之本,是与刑罚相对而言的。教化侧重于道德感化和影响,是对人的内心的改变;而刑罚则诉诸威权,对人只能起到阻恶的作用,不能产生徙恶迁善的效果。孔子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此,施行教化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道者,所由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专用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藏于骨髓。”(《举贤良对策一》)承袭先秦礼乐教化传统,董仲舒认为,圣王应依据人的性情,制礼作乐,教化民众,移风易俗,以维系自己的政治统治。他说:

古之王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务。立太学以成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举贤良对策一》)

在这里,董仲舒明确提出王道教化的主要手段——学校教育,王道教化的主要内容——仁、谊(义)、礼(后来又扩充为三纲五常),王道教化的目标——教化行而习俗美。

如何实行王道教化?董仲舒的主要手段就是大力提倡学校教育,呼吁国家设立太学[7],地方设立庠序,来推广社会教化,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8]董仲舒尤其重视太学建制,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办法,是兴办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他对汉武帝说,平日不培养士,而想求得贤士,就像玉不经过雕琢而要求玉有文彩一样:“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举贤良对策二》)培养贤士没有比办太学更为重要的了,“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同上)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之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地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正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国家级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性措施。

在汉代,“太学所用的教材是儒家经典,当时采用流行的隶书所记载的六经典籍。”[9]董仲舒提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举贤良对策三》)六经(或六艺)所宣扬的当然是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因而,仁、谊(义)、礼便构成了董仲舒王道教化的主要内容。仁、谊(义)所关涉的是“治人与治我”,是春秋治理天下的基本方法,它主要指向人的内在道德修养,“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春秋繁露·仁义法》)而“礼”则指向外在的制度层面,它能节制人的情欲,使人的视听言动合乎正道,防止社会混乱。“夫礼,体情而防乱者也。民之情,不能制其欲,使之度礼。目视正色,耳听正声,口食正味,身行正道,非夺之情也,所以安其情也。”(《春秋繁露·天道施》)后来,董仲舒又把仁、谊(义)、礼扩充为五常,再加上董子遗书里面的“三纲”,奠定了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10],大大丰富了封建伦理教化的内涵。

实行王道教化也有它的的基本步骤,董仲舒声称:

是故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大行。(《春秋繁露?玉英》)(又见《春秋繁露?二端》)

“元”是个非常重要的范畴。董仲舒认为,“谓一元者,大始也。知元年志者,大人之所重,小人之所轻。是故治国之端在正名,名之正,兴五世,五传之外,美恶乃形,可谓得其真矣,非子路之所能见。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不能遂其功。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春秋繁露?玉英》)“元”就是开始的意思,是天地的开始,是万物的根本。《春秋》之治道,就是要改变国家纪元,重新建立元年,重新正名,这是治理国家或天下的开端。而后,王者上承天命以制号令,诸侯上承王者之政以即位,以至于天下大治,教化风行。而董仲舒王道教化的最终目标也就是希望达到“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举贤良对策二》的神奇效果。

 

 

Dong  Zhong-shu’s  philosophy  of  Bildung

Zhu Ren-qiu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Department , Fuzhou, Fujian,350007)

 

[Summary]   The bildung  philosophy  is  very important part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 carring  on the  thought  path  of 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 Dong  Zhong-shu’s  philosophy  of  Bildung  can divided into three thought degree ——bildung of Tian -dao, bildung of humanity, bildung of Wang-dao. Tian is the tallest category and authority of Dong  Zhong-shu’s thoughtwhich dominating cosmos, and is ultimate worth source of the social morals bildung and political Bildung. In the human  nature aspect, Dong  Zhong-shu is mainly put forward ‘bildung becomes humanity’ and emonstrat well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the morals bildung and political bildung . Bildung of Tian-dao is the realistic marriage of Dong  Zhong-shu’s  bildung  thought. It concentrates Dong  Zhong-shu’s ages concern.

 

 [Key Words]  bildung , Yuan , Tian-dao, bildung becomes humanity, bildung of Wang_dao



[1]据笔者统计,在董仲舒的主要著作《春秋繁露》中,“教化”一词共出现6次,“教” 42次,“化” 86次,在他的《举贤良对策》(见《汉书?董仲舒传》)中,“教化”出现16次,“教”31次,“化”36次。与先秦儒家典籍相比较,“教化”一词在董仲舒的著作中出现频率很高。而在《论语》中,“教”共出现8次,“教化”与“化”未见;在《孟子》中,“教化”未出现,“教”出现37次,“化”6次;在《大学》中,“教”出现6次,“教化”与“化”没有出现;在《中庸》中,“教”共出现3次,“化” 8次,“教化” 未出现;在《荀子》中,“教化”一词共出现8次,“教” 52次,“化” 75次。如果说,在荀子那里,教化理念还只是为了政治大一统提供理论准备;那么,在董仲舒时代,教化理论的系统提出则是为了满足西汉大一统政权的现实需要,教化问题已成为董仲舒时代的主要难题

[2] 参见陈少明:《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对中国哲学书写方式的一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北京),2005年第5期,第63页。

[3] 关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理论,可参阅周桂钿:《秦汉思想史》,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166页。金春峰:《汉代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2版,第163-172页。

[4] 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天的哲学有一种“宗教情绪”,有宗教神的影响。见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页。

[5]董仲舒认为,天创造了宇宙万物,“为人者,天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情性有由天者矣。”(《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即人是天的副本,人的性情都是由天决定的。

[6]按照《汉书》所说:“上之所化为风,下之所化为俗”,元代李果《风俗通义题解》的解释是:“上行下效谓之风,众心安定谓之俗。”两者意思基本相同,都是强调自上而下的推广教化,使之象风一样遍布四面八方,人人传习成俗。

[7]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它以官方为博士置弟子员为标志。其起因是董仲舒在对策中向统治者发出倡议。元朔五年,公孙弘奉汉武帝之命,与“太常臧、博士平”等人商量,共拟兴建太学的方案,内容有:依原有博士官基础,正式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董仲舒“设庠序以化于邑”承继于先秦,《孟子注疏?梁惠王章句上》称:“庠序者,教化之宫也。殷曰序,周曰庠。”孟子也有“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之言,他的“立太学”的倡导则是对我国古代教育制度的发展。

[8]台湾孟淑慧认为,董仲舒教化思想中,最具积极性的是用学校教育人民,参见孟淑慧:《朱熹及其门人的教化理念与实践》,台北:台湾大学文史丛刊2003年版,第57页。

[9] 张惠芬、金忠明编著:《中国教育简史》(修订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月第二版,第160页。

[10] 张岱年先生指出,三纲五常是董仲舒提出的道德原则。现存董子遗书中有所谓“三纲”,但是没有对于三纲的解释,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见于《礼纬》。孟子标举“仁义礼智”四德,为了与五行相配合,董仲舒加上一个信字,成为“仁义礼智信”五常。可以说,封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是由董仲舒确定的。参见张岱年:《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地位》,全国首届董仲舒哲学思想讨论会论文集《董仲舒哲学思想研究》,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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