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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研究的创新与拓展  

2009-08-27 11:02: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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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学研究的创新与拓展

            ——评朱人求《儒家文化哲学研究》

 

                                                             李山河

                                  (福建师范大学哲学系,福州,350007)

 

儒学热于近年持续升温,而文化哲学也已渐成一门显学,二者之交流碰撞似为一不可逆之历史潮流。朱人求先生发奋之著《儒家文化哲学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2月出版)正是应此潮流而成。实际上,文化哲学与儒家文化在诸多地方尤其是核心领域(如关心人类价值及其表现与作用)有着内在的共通性与一致性。然而,遗憾的是,文化哲学在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兴起于世已有1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仍未看到有学者自觉的对此共通性与一致性进行深邃精详的推敲、考证、阐释及构建,有之,仅是浮光掠影,一笔带过。这是学术界亟待开垦的一块空白地。

《儒家文化哲学研究》是主动在此空白地拓荒撒种之第一部著作。该书以“文”为核心,创造性的运用文化哲学方法对儒家思想进行精全周详的概括与提炼,可谓是开时代风气之先。因乎此,其所辛勤耕耘之领域则为一全新之领域,所以怎样合理的借鉴前人之研究成果而又能够开陈出新就成为著作伊初的一个难题。令人高兴的是,朱先生很稳妥的处理了这个问题,如行文篇章结构之编排在吸收前人研究框架之基础上,都能够做到深入、细致、与时携进的对古今材料进行重新运思握帱,“变其质而神其用”,从而构造了该书创作视角的前瞻性与独特性。更加难能可贵的是,文章的诸多创新处中,处处皆是闪光点。正由乎此,笔者决定放弃对所有“创新闪光”一网捞尽之原本想法(此非笔者之单薄才力所能独自担当的),而是摘取笔者窃以为之几个最闪光点撮述于此,以期幸有机会为诸读者做一马前卒。

一、文化与人性之新解读

春秋以降,文化与人性之关系一直是儒家学说的中心议题。先圣先贤于此有过大量的富有洞见的讨论。先秦之孔子“性相近”说、孟子 “性善”论及荀子 “性恶论”,下迄宋明之“性理学派”与“心性学派”,其论辩之核心内涵无一例外的聚焦在人性探析与中华文化演进之关系上。但是,先人之探求虽孜孜无倦,却也甚难得到一致性之意见。这是一值得注意的问题:为何先人于此难以达成一致而给予后人较为清楚之教诲与体知呢?其原因仅是先人之思考路向不同,抑或是由于先人对于人性之理解各有所偏呢?

朱先生于此做了深入思考,认为欲厘清此问题症结之所在,必须本源性的回归到先秦诸子的人性理论并对其进行考察与梳理。考之以往,则不难发现先秦诸子对人性之探求多为自囿于“性善”或是“性恶”之一个方面,而缺乏挖掘二者之间可能存在联系性的自觉意识。朱先生则比较周全精妙的处理了二者之关系。在坚持仁性是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的基础上,朱先生并没有习以为常的承袭传统主流观点(此观点之主要特征为漠视舍弃欲性对于文化发展所能起到之作用)。反之,而是用了相当大的篇幅重点考察了欲性的概念内涵及其流传演变,从而发现“春秋时期,天道的衰落人道的勃兴改变了人们思考问题的视角,人们不再从天道而是从人自身的视角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春秋世之思想家已开始意识到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人欲问题在当时便成为先秦诸子所无从闪避的一个思想议题。此议题之“合理性与必要性”已证,则还原出先秦诸子对于此问题之考虑是这一议题能否得以成立之更为紧要处。应乎此,朱先生抽取了先秦儒家三个最具代表性人物的思想言论进行全面考察,得出孔孟思想都是以承认合理的“欲性”为前提的,而这与荀子对欲性之干脆肯定是殊途同归的,表明了“欲性是文化发展的动因”。进而,朱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仁性与欲性的对峙和消长才是人类文化最持久的发展动力”,只由乎此,人的道德本质和文化本质才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凸现。

二、文化自觉与儒家实践

实践范畴为一个最为基础性的哲学范畴,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皆然。因此,专辟一节全面考察实践范畴,其意义不言而喻。儒家实践观历来强调“知”“行”关系,且较为注重探析“知行”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如朱子的“知先行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可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先圣贤于“知行”关系上屡有创见性之发现之时,对隐藏在“知行”背后之“儒家实践之何以可能”这一重大命题之追问却是少之又少的。而,这一溯源性的追问对于完善儒家思想体系无疑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儒家文化哲学研究》对此追问之遗失进行了历史补缺。

朱先生强调,欲窥得儒家实践真品格之全豹,对于先秦诸子之间各种看似相冲突的“知行观”的演变之内在动力的深度挖掘是其逻辑前提。此内在动力是什么?朱先生提供了他的考察所得,认为其是一种宗教情怀之精神动力——文化自觉。这种文化自觉何以形成?则又须回归到“知行观”上。朱先生在对儒家文化自觉之逻辑起点与核心精神进行内在考察的基础上,着重通过对孔子“学兼知行”、孟子“心兼知行”和荀子“行兼学知”的先秦儒家“知行观”演进路线之外在考察而发现:尽管孔孟荀三者之间的“知行观”存在着某种程度上之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是“连续大于断裂”,因为,三者由始至终都自觉自愿的担当着对“道”的传承与创新的伟大文化使命。析于此,“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是儒家文化自觉的现实归宿”则轮廓分明的呈现出来,同时也佐证了儒家“知行观”的演变是“文化自觉逻辑发展的必然进程”,而这种“文化自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观察儒家实践品格的一个基本判准。值得指出的是,儒家文化自觉与儒家实践之关系之深度挖掘,对于我们认清中华文化发展之内在动力、承载主体及未来演进有着清晰的昭示作用,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去实现“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之高大深远之文化理想。

三、话语诠释与中国哲学研究方法

笔者窃以为《儒家文化哲学研究》最吸引眼球且最具开创性之研究成果当属“话语与诠释”。“话语与诠释”对于中国哲学之重要性固是无待乎言,然选择哪种哲学方法诠释中国哲学最为适宜或者说哪种哲学诠释方法更能够凸显出中国哲学的特性则是一需要认真省思之问题。自中国哲学学科成立以来,“新瓶装旧酒”之哲学诠释范式深深的影响了中国哲学之发展走向。值“旧酒莫之肯售”而不得不暂注之于瓶底之际,随着时世之推移,人们终乎必将发觉旧酒之原味以及由此牵涉出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其最要者莫若旧酒之原味到底是为酸苦还是醇香?当然,这是一个只有时间才能给予答案的问题,难遽下断论。然,这并不妨碍我们能够作出清醒的反思:“新瓶装旧酒”是否为中国哲学的唯一研究方式?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承认哲学研究方法之多元性是哲学研究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表征。则我们势必本能的产生进一步的追问:既然“新瓶装旧酒”不是唯一的中国哲学研究方式,那么此种研究方式是不是最能够凸显出中国哲学特性的哲学诠释方法呢?

朱先生对此问题没有正面回答,但是,他也没有回避,而是选择了一种令人钦佩的“逆潮流”的发人深省之研究方法去认真面对这个问题。朱先生之考察方法空时代学人之所依傍,逾越明清二朝而直接回到宋代道学话语之诠释与分析来寻找中国哲学的问题与答案。很显然,这种作法比仓促武断的对“新瓶装旧酒”研究方法进行肤浅粗暴的绝对是非二分判断来得理智,也来得英明。而且,这种考察新路径(亦为宋儒之旧精神)毫无疑问是具有原创性的贡献,其贡献于文章中有着深详精细之开展,笔者于此没必要复作冯妇。但笔者愿意指出的一点是:文中之“话语分析”与“文化诠释”是最具中华文化特色的,都是直接对宋儒章句从哲学高度进行提炼而垂成的,其无丝毫假借于西人之学说理论,换言之,朱先生此所酿之酒为近年来较为醇正之“陈年老酒”。正因其酒藏之愈久,故其香愈浓,其飘愈远,故其对于时代潮流之反思价值为最高。余英时先生负责的说过这么一句话,“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它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余先生之语虽为史学而言,然放之哲学亦然。而笔者认为朱先生贡献之开创性亦在于此。

如上所指出的,《儒家文化哲学研究》是一部拓荒之作。因此,该书亦难以避免的存在着一些殊尽人满意处,其较著者如全书意在儒家文化哲学理论框架之构建,然似乎稍微有点失之于仅以历史材料之纵向延续性去论证、充实、精善整个理论体系,无意间忽略了史料之横向平面性(如儒家思想与道、墨、法三家思想之交锋等)之重要作用,从而使整个理论体系略显单薄。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些所存在的有待改进之处是任何一部拓荒性著作所难以避免的,如胡适先生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亦然。不过,小疵是掩不了大醇的。如果我们能够愿意抱着尊重著作欣赏著作之眼见,则可以厚重的感触到朱先生这部著作里所散发出的对中华文化之敬重、对学术研究之谨严及其对儒家学说之重要贡献。有必要重点指出的是,其贡献之紧要处,不仅仅在于填补了学术研究之空白,更要处乃在于该著作在儒家思想与文化哲学之资源整合调适上迈出了关键性也是历史性的第一步,这在很大程度上扩展加深了儒家学说的广度与深度。而这一点对于儒学当代发展之重要性是难以言说的。

春雷已响,春雨将即,春笋欲涌。朱人求先生自己说这只是他个人学术经历的一个小结,亦是说,朱先生于此之本意着重在于开端发引、点燃火光,汲汲乎以尽可能照亮悠悠后世之无限学人。至于儒家文化哲学研究之百花竞放,显然有待于同道人之共勉相扶。是时,余之胸际缓冉浮生孔夫子“逝者如斯”之感。确

然,儒家文化哲学之研究,时不我待!

文章原载《朱子文化》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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